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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覺的改造(一)

                ——文革時期石灣陶塑人物創作研究

                時間:2017-01-13 13:30:12  來源:創新陶業   閱讀:   體字: [ ]
                摘要: 文革時期文化為政治服務,石灣的陶藝文化也不例外,是繼新中國十七年的藝術繁榮局面之后,連續不斷地沿著毛澤東文藝路線、社會理想引領的方向,建構新的美術形態和樣式的特殊時期。
                【作者:紀文瑾·廣東石灣陶瓷博物館】
                 
                  石灣現實題材的具象陶塑人物可追溯至東漢。獨立陶塑人物塑像始于明代晚期,盛于清末民初。新中國成立以后,全國很快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石灣陶塑人物創作有了較大發展。政府以國家行為恢復民間工藝,組織文藝干部向民間藝人學習,形成新中國成立后石灣陶塑藝術的第一個繁榮的局面。
                 
                  文革時期文化為政治服務,石灣的陶藝文化也不例外,是繼新中國十七年的藝術繁榮局面之后,連續不斷地沿著毛澤東文藝路線、社會理想引領的方向,建構新的美術形態和樣式的特殊時期。1966年,由劉傳、莊稼、劉澤棉、廖洪標、黃松堅、劉炳等大師和霍勝等老藝人赴北京復制四川美術學院創作的大型雕塑《收租院》,《收租院》以農民所熟悉的形式反映階級斗爭的主題,隨著文革的開始以及對階級斗爭的重視,其夸張、程式化、概念化的人物造型成為文革時期石灣陶塑人物創作的模板,同時也是毛澤東文藝思想的直接圖解。在之后延續的文革石灣陶塑作品中,毛澤東時代的藝術被推向頂峰,完成了從觀念到語言的全部建構,創造了毛澤東思想和社會理想完全匹配的風格樣式、創作方法,最終成為一種特定的形象表達和視覺象征,也是毛時代美術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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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收租院》
                 
                  對于文革石灣陶塑而言,最重要的是毛澤東思想和社會理想本身,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并對藝術創作,從題材到語言都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所謂文革美術模式,正是毛澤東的“革命浪漫主義”和“鄉村烏托邦”發展到極端的產物,是一種特定的形象表達和視覺象征。
                 
                ♦ 文革石灣陶塑人物的題材及創造 ♦
                 
                1、偉人形象及含義
                 
                  在文革時期,創作最多的作品大概是偉人形象,特別是毛澤東形象了,一切在當時被打倒或沒有被打倒的藝術家都有刻畫過毛澤東形象的經歷。當然從歷史上看,可以說在延安時期,當毛澤東取得絕對的政治權威,毛澤東思想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以后,毛澤東形象就開始出現了。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的形象開始在各種現實和歷史題材中被給予廣泛的描繪,毛澤東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人物,在不同歷史時期中的活動,都成為藝術創作中被表現的對象。毛澤東形象既具有革命領袖的偉大氣概,同時也有描繪毛澤東樸實可親、比較生活化的一面。這一時期,石灣建筑陶瓷廠制作了大量地毛澤東胸像。石灣陶瓷日用二廠、石灣瓷廠則制作了大量地陶瓷質地的貼花毛主席像章,而美術陶瓷廠則是以浮雕母版的形式制作有立體感的陶瓷毛主席像章。同時也有個人創作,如劉澤棉1967年制作的《毛主席胸像》,莊稼1973年制作的《毛澤東立像》等,廖洪標創作的《毛澤東與林彪》,表現了兩位領導人互相交流密切合作的場景;還有集體創作的《毛主席與我們在一起》,表現了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的場景,前方一位女紅衛兵親手為毛主席戴上紅袖章,整個作品表現出紅衛兵對毛主席的崇敬,又不失親切活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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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毛主席與我們在一起》

                2、 工農兵形象的塑造
                 
                  新中國成立后,工農兵一直是石灣陶塑作品中的重要表達對象,但在文革時期的作品中,工農兵的形象開始有了英雄的性質,由此而使他們承擔了眾多的政治功能,具有眾多的象征含義。
                 
                  首先,他們是社會主義生產和建設的主體,如黃松堅《爐前奮戰》、劉澤棉《移山造田》、廖洪標《改天換地》、梅文鼎《大寨人》、集體創作的《引水上山》等,表現出社會主義時代的工人農民改天換地,建設祖國的決心。其次,他們是階級斗爭的主體,在反對國內外階級敵人的斗爭中,他們都是革命的衛士與先鋒,如集體創作的《批判571工程》、《保衛西沙》,劉澤棉《南海前哨》、劉炳《練兵日記》等,從象征意義上說,正是這些作品中描寫的階級斗爭,證明了階級斗爭年年講、天天講的必要性;證明了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正確性與及時性。第三,工農兵還是培養革命接班人的老師,承擔著教育下一代的重任,如集體創作的《上山下鄉》。第四,在任何一件作品中,工農兵形象的精神狀態或意氣風發、斗志昂揚,或歡天喜地、喜氣洋洋,都證明了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偉大與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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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爐前奮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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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移山造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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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水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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